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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熙宁、元丰间，士大夫论天下贤者，必曰君实、景仁。其道德风流，足以师表当世。其议论可否，足以荣辱天下。二公盖相得欢甚，皆自以为莫及，曰：“吾与子生同志，死当同传。”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。二公既约更相为传，而后死者则志其墓。故君实为《景仁传》，其略曰：“吕献可之先见，景仁之勇决，皆予所不及也。”轼幸得游二公间，知其平生为详，盖其用舍大节，皆不谋而同。如仁宗时论立皇嗣，英宗时论濮安懿王称号，神宗时论新法，其言若出一人，相先后如左右手。故君实常谓人曰：“吾与景仁兄弟也，但姓不同耳。”然至于论钟律，则反复相非，终身不能相一。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。君实之没，轼既状其行事以授景仁，景仁志其墓，而轼表其墓道。今景仁之墓，其子孙皆以为君实既没，非子谁当志之，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，其可以辞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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